趙鄧新自由主義政策是民眾不滿的原點

引發八九天安門事件的社會不滿，例如官倒、通脹等問題，很大程度是源於鄧趙的新自由主義政治，而政治不滿亦有相當部份源於鄧小平上台後的倒退政策(包括剝 奪四大自由)。所以說，要算八九年的賬，就應該從八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開始算起，這些政策得到帝國主義的大力支持，並由趙紫陽、鄧小平所引入執行。 

 
工人群眾並沒能主導八九天安門運動

天安門事件發展後，一直採取一種精英主義的學生領導，學運領導層有意識地排拒工人參與，在天安門內成立條條關卡，禁止工人，甚至是外地學生進入「指揮部」，當時工自聯的指揮部，只能安置在西長安街。另一方面，趙紫陽在五月中肯定曾大力促進學運，其轄下的三所一會高度介入學運，甚至連人民日報在五月中亦一度廣泛報導學潮。趙紫陽利用學生，試圖鞏固自己的力量，以進一步徹底推動資本主義復僻。

六四悲劇之所在

在六四事件發生時，王丹早已不在天安門廣場內，而吾爾開希則在解放軍包圍廣場後，丟下同學乘救護車逃走。而在六月三日晚上，北京市民為了保護學生，在西長安街犧牲甚眾，在衝突熱點(天安門以西七公里地段)最近的復興醫院裡，僅一晚就接收了近五十具屍體。在這一晚，北京工人市民為了保護「精英」，犧牲了自己，而有些精英，卻丟下同學自己逃走，有些逃到外國當資本家，有些當了學者，有些當了美軍，不一而足。六四悲劇，在於運動領導權由少數渴求走資的「精英」所壟斷，普羅大眾沒能夠領導運動，最後卻要為此陪上性命。推行走資政策，試圖利用學運的的走資要員趙紫陽，卻被人視為有節氣的民主英雄，這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。對於工人來說，六四是慘痛教訓。八九天安門事件告訴我們，走資精英、官僚一樣可以利用群眾運動，把運動領導權交給走資「精英」，早晚也會被出賣。